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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平安】天眼之下,何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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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

心安
2016年,罗文乐办了一个展览「心安是归处」,是程展纬和我两人的一次联展。展览构思是探索两个人如何演绎「心安是归处」:李嘉诚的「心安」,是为他的资产撤离大陆找个归宿;桂民海的「心安」,是要潜回中国为求赎罪而「心安理得」……罗文乐希望进一步思考,香港人怎样才真的「心安」?香港人的归处若不是香港,那会是甚幺地方?当我反思「心安」这个主题时,我十分怀疑这个时期的香港人,真的可以「心安」?单是香港中学学校慢慢被染红这个事实,已叫我们万分忧虑。在威权年代,教育和传媒定必是当权者要极力掌控的领域,假若有公民仍保持清醒和不服从时,最后就由警察来「包底」,看你还敢不敢造反?林荣基、桂民海等的突然被失蹤,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根据联合国2013年6月一份统计报告,若以每十万人口一个警察的比例计算,俄罗斯排名第一,有564.6个,可称为警察国家,是全球记者无原无故失蹤和被杀最多的国家,最近访港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则身受其害。其次是土耳其、意大利第三、葡萄牙第四,香港名列第五位,有450.7个,为亚洲最高,比新加坡170个高出2.7倍,比日本204个高出2.2倍。经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的警察人数有增无减,警权迅速膨胀,愈来愈不受任何制约。还记得3.3万人撑警集会吗?主办者认为无需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为在「私人地方」进行是不违法的,但《公安条列》写明凡超过500人的私人活动,都要事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这其实是一次非法集会,为何警察可以有此特权?集会中警察公然「问候」别人娘亲,发洩一股仇恨情绪,还发表自称是受迫害的犹太人等言论,肆无忌惮地粗暴,令人不得不怀疑警队的质素。再加上近年警方增购水炮车、胡椒球枪等武器……今日香港堪称为一个警察城市。近日,一名的士司机被警察锁颈制服后,最终丧命,培审团裁定为「不合法被杀」。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竟然为警察说项,解释他们是忠诚地执行任务,无需向死者家人道歉。女警开枪令一名工人重伤,事后还得戚地竖起手指公自拍自high,好不威风。投诉监警会吗?今年5月被委任加入监警会的新民党成员王家扬,是广西省政协委员兼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同党主席叶刘淑仪都立场鲜明地撑警,监警会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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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心安是归处」展览艺术品 《赤色病毒》。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15年发表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由2013年排名第58位跌至2014年第61位,比南非、南韩、台湾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都低。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亦由2009年的74.6%跌至2013年的27.1%。2018年7月中大亚太研究所生活质素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指,香港自2014年雨伞运动后,言论自由指数按年下跌,2018年是历年新低,按指数计算亦首次跌穿四分大关。《明报》记者投诉2016年年初二凌晨採访旺角骚乱期间,被六至八名警员殴打,全程被同行清晰记录下来,但警方的回应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投诉属实」,并将投诉列为「无法追查」。香港记者採访时被打的事件,近年愈来愈多。2017年,无国界记者秘书长Christopher Deloire説原先打算将首个亚洲办公室设在香港,但顾虑到香港法律未能保障他们,担心工作人员可能被监视,终于决定放弃香港,移师到台北设立办事处。看看近日FCC马凯的遭遇,便知道Deloire有先见之明,做对了决定。各大报章和电子传媒近年陆续被红色资本收购,舆论亦随而变色,已都是不争事实。「三中商」幕后由中联办掌控,差不多垄断全港80%出版市埸,自2014年伞运后,政治书籍被大举封杀或冷待的动作,亦路人皆见,书架上再找不到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或维权律师许志永所写的书。商务进驻各大学书店,一手包办大学教科书。至于拉人封舖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更是一次杀鸡儆猴的示範。

教育的情况更为恶劣,2014年佔中运动后,有议员建议取消通识科为必修科目,认为此科目是导致中学生有独立思考,起来反抗社会的原因。直至近日,它已正式被教育局放在讨论议程中,会否变成选修科,不久便会揭晓。另外,要在小学阶段学习《基本法》,灌输一国意识。常识教科书将「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改为「把香港岛给予英国管治」,不肯承认这段殖民地历史,以为修改一些用词,小孩便会相信。历史书这样写「香港位于中国南方」是政治不正确,应该加上「境内」两个字。中学历史科的教材更将近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实轻轻带过、淡化香港六七暴动左派的残酷行动、形容六四屠城只不过是一场民众暴动,更不提国歌作者田汉的遭遇和刘晓波的生平事蹟……自2006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已渗入了60万本简体字书,耗资2,000万元。如追溯至1997年,大约有过亿元公帑流入「三中商」幕后的中联办袋里。书架上有本儿童书叫《我爱中国共产党》,实行明刀明枪搞爱国教育。教育局每年拨出数亿公帑,资助学生回大陆交流,当中受惠的机构大都有红色背景,例如和富社会企业有限公司,获批款项达1.7亿,会长是前人大代表。另外,前任副主席为蔡若莲的教联会也获得一亿拨款,搞甚幺甚幺游学团。今天的香港教育,由课程设计、教科书内容、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到回内地的交流团, 将2012年被打沉的国民教育,重新全方位斩件复活,「围剿」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脑袋。

2013年,我参加在城大的大型联展「半镬生/半镬熟」。我画了一幅长16呎、高8呎的大画,题目是《纪念沙士(小心赤色病毒)》。那年是沙士十周年,我借纪念沙士来暗喻有一种赤色病毒已慢慢渗入香港每个角落,提醒大家小心。三年后,这赤色病毒肆虐香港各个领域:大学管理层、文化艺术圈、新闻机构以至各中小学校等。这现象犹如病毒潜入身体,细胞慢慢被破坏,最终只剩下躯壳,不再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只能过着机械和奴隶般的生活。我的作品是将红色病毒画在一个画袋内,带着它走遍全港18区中小学,在每间学校门口,打开画袋,拍下一张照片,明喻学校已被病毒入侵了。由天水围到柴湾、由半山区到将军澳,总共拍了百余间中小学,照片全晒在A3纸上,贴在展场的两边墙上——红色病毒包围着来看展览的观众。

希望
「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很险恶,但此刻我们仍要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我们才会愿意风雨同路,不离不弃,
坚毅忍耐,专注于细緻而不粗暴的据理力争。
香港人可能已经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但我们不能丧失想像明天的能力。」


2016年陈冠中出版了《是荒诞又如何》一书,封底有以上这幺一段文字。我好奇地想知道,经过了2017和2018两年,如果请陈先生再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今日香港的形势,「险恶」一词是否够贴切?还是有其他更适切的词彙?陈先生鼓励「此刻我们仍要抱有希望。」但希望总得建基于一些事实,否则只是空想。现实条件又是甚幺?大学失守、中学沦陷,教育只剩下功利计算,青年人看不到未来愿景。怎幺办?整段文字似是奄奄一息的微弱呼喊,以「我们不能丧失想像明天的能力」来共勉,酸甜苦辣,点滴在心头。

「我们大扺可以看见,香港人对香港体制是如何荒谬,可能已经毋须多作宣传和批判 ,关键仍是如何在大的反抗未有条件之时 ,如何让自己感到是为反抗做到一些比较感觉实在一点的事。」

2017年罗永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016年的香港,当荒谬走到极端,啓蒙己成负累〉的文章,以上是文章中一段放大了的文字。整篇文章讲述香港已走到极端荒谬的年代,这时候的自处方式,一是继续犬儒,一是向犬儒说不,实行向犬儒主义大报复,「做一些比较感觉实在一点的事」。可能也是革命的微小行动。总结时,罗生寄语大家,我们如何打好未来一段日子的「位置之战」。

「这些历史势态和偶然因素,往往并非个人或民间组织所能完全左右的,个人或民间组织可以做的,是把焦点置于可控的工作範围,尽量把行动结连愿景目标,分析并尝试改造社会环境,一步一步走下去。」

2018年,许宝强的新书《回归人心 : 极权临近的香港文化经济学》有以上一段文字,同样叫大家要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能耐,并鼓励大家摆脱「无路可走」的情感状态。

三位同是婴儿潮一代的香港读书人,目睹香港近年的崩坏,都抱着悲观的情感,但却怀着对希望的执着,勉励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些实在的事,管它微少,坚持希望,继续一步一步走下去,等等大的反抗条件成熟时,大家亦已有所準备……

香港,更荒诞更极端的事,2019年陆续有来,大家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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